孙光宁，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副教授。
落实宪法关键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如何杜绝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需要司法的独立性，没有司法独立，难保司法公正。
现在把这一机构放在全国人大下面的，能否有效实施监督，发挥作用，还需要实践给出回答。其次，提出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宪法实施必须要有解释，这也是《决定》很重要的制度体现。习总书记强调的内容十分重要，问题是，如何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使宪法得到有效实施。而这一制度基础能够得到夯实，前提是必须处理好党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并有强大的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力量。《决定》从这三个角度对依宪治国提出明确的制度要求。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而要使党在法之下原则能够得到很好落实，关键在于如何实施有效监督。这是不是说现在已经具备基本启动条件了？ 周伟：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人员储备，基本都具备了。
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目前从事着宪法实施的部分工作。法工委关于宪法问题的询问答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于1979年以来30多年的解释惯例，法律询问答复的内容包括，补充宪法规定的解释、明确宪法规定的具体界限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解释等，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们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国家机关的认同与遵循。目前要做的只需要将法工委的国家法室和法规审查备案室组建成新的宪法工作委员会，使之名实相符。解释法律要有相应的工作机构协助，解释刑法是由法工委负责起草的。
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都可由宪法工作委员会负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民事案件一直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或法律原则 财新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个案中援引宪法条文有哪些经验？ 周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法院援引宪法条文的情况较多，后来一直延续。
那么，基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多年宪法实践积累的有效经验，对宪法问题的询问予以答复，可以成为当前推动宪法实施的基础。目前对宪法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的政治条件基本成熟，逐步形成共识，要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除了法治，没有其他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规定对宪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虽然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但一直是空转的。
1954年宪法施行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案件中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作为裁判依据或法律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实施监督的协助和准备工作都可由宪法工作委员会承担。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现在既有地方官员违反宪法的问题，也有将宪法实施提高到国家治理层面的需求，既是纠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
没有具体案例，涉及不到切身利益，民众总感觉宪法距离太远，宪法权威不容易树立起来。财新记者：1980年代强调宪法实施监督的情况是怎样的？ 周伟：1980年代主要是为了解决地方党政官员违反宪法的问题。
目前的做法是由各部门提出询问，国家法室起草答复初稿，以法工委名义具体答复。不过，法律询问答复已经基本具备宪法解释的形式。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法律薄弱，很多案件无法找到法律依据，所以就依据宪法裁决，也为宪法在司法层面的实施提供了一些经验。比如，1990年5月31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询问其审议的《广东省对卖淫嫖娼等七种违法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的暂行规定》草案，对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等7种违法人员规定了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否可以在地方性法规中予以规定。这种行为既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应属无效民事行为。张某因工伤死亡，雇主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另外，也可以考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设专门的宪法委员会，这种做法的可操作性最强。财新记者：六十多年的宪法实施历程，现在有没有一些较为固定成型的经验？ 周伟：严格讲，现在还没有成型的宪法实施机制，也没有具体的工作机构，如果出现违宪情况，一般是发通知或决定加以解决。
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成立宪法工作委员会，与法律工作委员会平级。最终，法院按照劳动权是宪法基本权利认定本案劳动合同无效。
这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宪法实施监督的迫切性。而法院援引宪法条文，只是裁决案件侵犯哪个权利，比如受教育权，并没有解释什么是受教育权，而是裁决案件侵犯的是不是受教育权，引用而已。
1980年代宪法修改过程中也提出各种宪法审查方案，主要还是为了纠正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的情况，避免文革重演。财新记者：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在2000年之前，负责询问答复的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办公厅，2000年之后就逐步统一到法工委。事实上，法院判决中引用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认可就可以，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概述哪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能被法院适用，法院加以适用也就合宪了。所以，法院在司法个案中援引宪法作为裁决的依据，是中国司法的一个惯例。法制工作委员会答复说: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由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不能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在适用法律时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裁判案件中如何理解和适用法律，往往询问法工委，法工委要将法律询问答复的意见与精神印发各级法院、检察院。而且，目前也只能由他们来做，他们熟悉宪法，与各个部门有工作中的协助，各个部门具体工作中涉及到的关于宪法、组织法等的问题都会向他们请示。
而对宪法实施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审查法律法规是否违反宪法。当前的宪法实施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周伟：现行宪法起草颁布于1980年代，当时仍是计划经济主导，没有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主要还是红头文件治国，谈不上法律治理。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以宪法基本权利为诉求的司法案件很多，包括以受教育权为诉求的齐玉苓案。
在现阶段，宪法监督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设立一个完美无缺的宪法监督机构，而是要首先激活宪法规定的监督体制，在监督宪法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和程序。对提请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有关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草案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提供有关资料，提出修改建议等。2002年，胡锦涛在宪法20周年座谈会上提到，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确保宪法的实施。我曾经代理了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公务员规定身体高度条件的身高歧视案、张先著诉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招录公务员拒绝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歧视案、重庆市14岁女孩何源因农村户籍交通事故遇难后死亡赔偿金四倍低于同时遇难的城镇户籍女孩的同命不同价案件，这些都是关于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案例。
法院援引宪法条款，并不属于宪法解释和监督。周伟提出，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有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
此外，法院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裁决案件是协助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有效实现方式。援引宪法的案例基本集中在基本权利条款。
一个比较典型的宪法适用发生在天津，合同中规定工伤概不负责。彭真曾说过，宪法修改委员会反复考虑过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普通法院等国外宪法监督机构，考虑到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很难设想再搞一个比人大常委会权力更高、威望更高的组织来管宪法审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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